作者简介：于平，文化部艺术司司长，文学博士； 1985-1988年师从于中国当代舞蹈大师吴晓邦先生，主攻舞蹈历史与理论，此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 1995年晋升为教授。 1996年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称号。2001年起在文化部艺术司任副司长、司长。 著有《中国舞蹈史纲》、《中国古典舞和雅士文化》、《中外舞蹈思想教程》、《舞蹈形态学》、《舞蹈文化和美学》等。编导作品有《编导教学参考资料》，《舞蹈表演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舞教学参考资料》，《舞蹈评论教学参考资料》等

如何在国际芭蕾的发展趋势中，保持并继续创建中国芭蕾舞蹈风格和艺术特色，是中国舞蹈界热议的话题。我不是国际芭蕾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家，但从有限的见闻中也可以确定这种趋势将与国际文化发展趋势相一致，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背景中的文化多样化。因此我认为，我们希望保持并继续创建的中国芭蕾舞蹈风格和艺术特色，可以有一个国际芭蕾发展趋势的参照；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参照，是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

新文化建设在艺术范畴中的作为

新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华有识之士为之奋斗同时也不乏困惑的主题。近百年来，我们为之奋斗的新文化建设有一个潜在的参照，那就是以世界先进国家（我们也称为“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借鉴，并力图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培植出新文化的绿荫。中国近代以来，四次较大规模地借鉴并吸纳国外的演艺文化，都是为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第一次是上世纪初对话剧这一“新演剧”样式的吸纳，这是一次比新文化运动还早的“新演剧”运动，是一批立志做中国“易卜生”的新文化先驱者推动的；第二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化先驱者不失时机地把握了科技进步催生的新演艺样式——电影，电影在当时中国社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文化建设在演艺文化中的作为：一是改造旧戏曲等传统艺术，二是引进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后者在新文化建设中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四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国外现代艺术思潮涌进我们开放的国门，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思考着我们民族新文化建设，并不唯“洋”是举、唯“现代”之马首是瞻了。

中国芭蕾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

中国芭蕾的新文化建设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中央芭蕾舞团建团50年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芭蕾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自1959年起，在经历一个5年左右短暂的“描白”（演出以“白天鹅”为典型形象的《天鹅湖》）之后，中国芭蕾进入了“创红”（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中国芭蕾）时期，新中国建国15周年之际,中国芭蕾出现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嫂》等新作，这些作品明显具有“新文化建设”的特征，是一批以“反抗走向解放”为主题的芭蕾作品。20年后，新中国建国35周年之际，我们的芭蕾显现了大量改编自鲁迅、巴金、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如《祝福》、《祥林嫂》、《阿Q正传》、《家》、《雷雨》等，与当时民族舞剧创作的“新古典追求”相比照，中国芭蕾的“新文化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这批作品的主题是“由反抗走向毁灭”或者说是“以毁灭进行反抗”。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芭蕾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同时民族信念也更为坚定了。大部分芭蕾作品不再以个人作为事件的符号，而是直指人的个性解放，直指个体生命的价值。我注意了两个现象，一是中央芭蕾舞团自《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牡丹亭》的系列创作，此间艺术形态创新与民族精神底蕴的同步追求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一些西方编导创作的中国芭蕾作品，比如上海芭蕾舞团创作的《花样年华》、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末代皇帝》，体现出一种“个人价值”无法实现的无奈（亦体现出西方编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中国芭蕾为中国崛起做好文化准备

中国芭蕾新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时期，即1964年前后和1984年前后，我们创作了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形象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今年，当中央芭蕾舞团庆贺自己50岁生日之际，我们又有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再一次塑造了国家文化理念和文化形象。面对世界经济下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似乎体现出无可比拟的坚毅与活力。而我们的文化努力思考的是“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崛起”却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强国”，从战略视野中来考虑，可以看到我们还在不少方面存在不足，文化方面的准备也是相当欠缺的。因此，我们当下新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适应“大国崛起”，要建设与“崛起”相匹配并且能够支撑、提升甚至是引领“崛起”的文化准备。中国芭蕾与中国交响乐、中国歌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三次借鉴和吸纳的先进演艺文化，应当在当代新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在中国歌剧、交响乐、芭蕾舞的建设中，我们有歌剧《红梅赞》、交响乐《红旗颂》、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批“红色经典”；几十年来，从演艺团体建设到演艺作品创作，交响乐态势最好，芭蕾舞次之，歌剧最不景气。但自国家大剧院投入运营以来，对歌剧建设有很大促进，从《图兰朵》、《弄臣》、《蝴蝶夫人》、《艺术家生涯》、《魔笛》、《西施》到《山村女教师》，仅仅两年就推出7部歌剧，明显有超越中国芭蕾之势。因此，思考新文化建设视野中的中国芭蕾，不仅要思考目标和责任，更要思考处境和压力。

不久前，刘延东同志在中央芭蕾舞团调研时谈到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即坚持把握正确方向与尊重艺术规律相统一、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统一、坚持移植与原创相统一、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统一。这是基于一种战略的考虑，是我们中国芭蕾建设新文化的方向。在具体做法上，我有三点建议：一是要加强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它会促进投资、营销一体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极选择；二是要关注中国民族舞剧创作的丰富积累，有许多优秀作品在舞剧结构和民族精神上都可以作为中国芭蕾再创作的基础；三是要考虑中国芭蕾的民族气派与文化品格，不仅如有的理论家在评述中国舞剧主要形态时说有一类是“无变奏的芭蕾”，我们的芭蕾还可以是“会歌唱的芭蕾”（想想《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和《沂蒙颂》中的“熬鸡汤”，就能理解这一点）。我曾在一次关于中国歌剧文化建设的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歌剧的文化建设一是不要和戏曲界线划得过清，截然两断；二是要把音乐剧视为歌剧的某种当代形态，这实际是希望中国歌剧的文化建设要关注本土化和当代化的课题。对于新文化建设中的中国芭蕾，我认为注意这两个方面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