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慕羽：《2014舞蹈艺术：青年·现实·国际化》

慕羽：舞评人、舞蹈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特约评论员

2014年中国舞蹈行业发生着一些具有标志意义的改变，这些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舞蹈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开始有了新气象。

中国舞蹈“大繁荣”多呈现出一种“自我陶醉式”的卡拉OK，这种状态虽未从根本上改变；但其中也有一些艺术观念的突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比如：迎来六十周年院庆的北京舞蹈学院开始以“文化重建”的态度看待传统乐舞，随着被定位于“传统民族乐舞传承与发展行动研究”的专场演出《沉香》，以及《东方古代雅乐展示交流》的推出，学院派民间舞和古典舞“文化回归”的诉求或明确，或有了起步。

《沉香》

《东方古代雅乐展示交流》

另外，2014年末，王玫教授结合教学和研究成果，推出了一台奇特的晚会《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这是王玫为2011级新疆班这一特别群体量体裁衣地设定的一个命题：作为生活在族群文化背景和汉族生活空间，以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并置的“复调主体”，如何进行个体的身份认同？王玫给其三个选择，“今天的传统”、“现代性表意”和“世界性表意”。演出引发圈内热议。

《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

再比如：体制内外的青年舞蹈人登上了官方“扶持计划”的艺术创造平台，超越各种范式，获得了追求独立身体语言和剧场表达的勇气与机会；进行资本探索的杨丽萍迈开了上市的舞步，成功实现了转型；陶身体剧场的世界巡演之旅走得越来越从容，继续实践着“极简即终极复杂”的艺术观；蜚声国际的跨界舞蹈家沈伟将十余年间的跨文化、跨艺实践带回了中国，引爆业内外极大关注；被日本媒体誉为“东方《天鹅湖》”的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成功实现了文化外交；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又将一些民族舞剧推上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等世界一流舞台。不能忽略的还有，“文艺评论”已然成为业界关键词，在全媒体时代，写作和阅读方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当然，这些大都只是一个启动，还远未充分展开。

 青年编导扶持

记得2013年在国家大剧院主办的舞蹈比赛论坛上，评委会主席——国际现代舞大师林怀民曾感概：“舞蹈不是一本书，一幅画，舞蹈是空气般的存在；偌大中国，偌大北京，能不能为年轻人铺出一条路？让他们发声，让他们存在，让他们来拥有自己的身体。没有开始，便没有失败，没有成长，便没有关注”。这是舞蹈行业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不知是否机缘巧合，2014年，“扶持青年编导”成了一个突出现象。

在此之前，业内对于青年编导的扶持更多处于民间推动状态。比如：一年一度夏季，由著名现代舞活动家、教育家曹诚渊推动的“北京舞蹈双周”（前身是2008年开始举办的“北京现代舞周”），就是中国现代舞发展最真实的当下语境平台。不以比赛为诉求，分别是“教学周”与“展演周”，内容涉及创作、表演、教学、理论研究以及舞蹈影像诸多方面，促成新锐（“另类平台”）、新生独立编导（“青年舞展”）与国际级的、有分量的现代舞编导（“焦点观摩”）对话是重要环节。“北京舞蹈双周”连续三年举办，已经发展为国内最具规模的国际性现代舞盛事。本届的特点是将7月21日设置为“香港舞蹈日”，当天从早到晚“马拉松式”上演了10个香港新生代中小型作品，是内地与香港现代舞人的一次亲密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国家大剧院的舞蹈演出版块“中国舞蹈十二天”，也在第三年迎来全面改版升级，与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推出“青年舞蹈家展演计划”，在7月11日至8月30日间，由赵汝蘅、冯双白、沈培艺、杨美琦、金星、曹诚渊等6位业内专家出任“导师”，以“一对一”的形式推荐6位青年舞蹈精英和他们的原创作品，分别是王亚彬（《梦·三则》）、赵梁（《幻茶谜经》）、柴明明（《两人一台》）、“04广东班”（《十年》）、王荣禄（《失物待领》）和孙主臻、汪涛（《我和我》）等。他们中有体制内舞蹈人，有独立艺术家，有民营舞团成员，也有马来西亚华裔舞者，各自展现了丰富的身心世界。尤其是杨美琦带领的“04广东班”的《十年》令人印象深刻：九位原创编导兼舞者，以十年的青春和努力，呈现出他们各自的“当下”。这个被圈内人称为“传说中的现代舞班”虽是过去完成时，但他们中的部分舞者如段妮、戴剑等已成为当今中国后现代舞的核心人物。

11月底，中国文联、舞协等机构又推出了“中国梦——青年舞蹈培育计划暨成果展演”，虽也是“导师制”，不过特别的是，导师组中除了有舞蹈界的赵汝蘅、冯双白、高成明之外，还有电影导演田壮壮、音乐人三宝、雕塑家向京和当代艺术家岳敏君等加盟。可见，此次亮点是业界和跨界艺术家的共同搭档，以及作品的跨界呈现。四位获选人的成果《第一束光》（费波）、《听天说》（柳宁）、《镜子》（柴明明）、《人之初》（赵梁）分别于12月17-21日国家大剧院上演，向观众呈现舞蹈人对各自生活的感悟。

国际上有名的“导师制”是2002年创建的“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由劳力士邀请艺术大师对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们进行单独指导。先由评审团在全球范围内推举出相应领域的三位候选人，再由导师亲自面试选出一人，获得与导师浸润在一起一年的机会，彼此自由选择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激发出在未来能创造出属于独立天地的能量。如此看来，虽然也有短期访学计划，但目前国内的扶持计划是围绕短期创作项目展开，并将演出排演当成结果。

中国青年扶持还有上海国际艺术节2012年创立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相对舞协的“培青计划”而言更为立体和国际化。“扶青计划”面向全球征集40岁以下青年艺术人才，围绕“委约创作项目”、“青年作品大赏”、“国际制作”等三个贯穿全年的活动举办。几年下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海漂”开始驻足上海。在本年度青年艺术创想周上，“邀约作品”和“委约作品”同台亮相。由享有国际盛誉的艺术大师（其中包括谭盾、林怀民、杨丽萍、田沁鑫等）组成艺委会，对委约青年作品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点评，主题是《进化——适应与衍变》，也鼓励呈现“跨界”音乐舞蹈和戏剧的作品，最终入选了14部类型丰富的作品，反映年轻人对艺术和社会的思考。

扶青计划委约作品——《尘净》

扶青计划委约作品——《风之谷》

“中国梦”现实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是塑造国家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2014年，“主旋律”创作进一步提升了艺术表现空间，推广交易会为演出确认了新的市场定位，专业研讨会还尝试了艺术评论界与艺术团体的良性互动。

当然，最值得肯定的是，给予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实践的机会，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孔子》、《恰同学少年》等作品在选材上的勇气彰显了年轻编导的锐力，也体现了院团领导的魄力。舞剧《孔子》是年轻舞蹈人参与当今社会热点议题的一次大胆尝试。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先秦之雅舞与俗舞的艺术形态，有怎样的文化溯源？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舞剧《孔子》都还可以再深入挖掘。相对而言，该剧的观赏性大于思想性。

《恰同学少年》则是一部“节选浓缩”自热播电视剧的舞剧作品，走的是“偶像主旋律”的路子。在舞剧中，随着电子音乐卖力地奏响，那些“白衣飘飘”的舞动少年们竟然也让我联想起了“快乐男生”的时尚与青春。给人印象较深的是两段青年毛泽东与刘俊卿（虚构）、杨开慧的三人舞，以及一段表现青年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思想外化的四人舞，体现了舞剧基本创作规律。不过，那如同“糖葫芦”般串联在一起的督军府上的花鼓戏、袖舞、扇舞，以及嘉兴南湖边起舞的荷叶少女……美不胜收，但这些情态舞与剧情并不直接关系。

近年，改制后的“东方”不仅继续保留着“描红”传统，还越来越有关照传统的胸襟了，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牌”打得很是丰富。在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上，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歌舞团推出的《国色》，就是这样一台晚会。在一个作品中，各种“文化牌”打得很是丰富。各美其美，让人应接不暇，但是“过犹不及”，笔者很难真正抓住国色精髓。

舞剧（或舞蹈诗）创作应越来越看重叙事或表达的立场和视角。舞剧之“舞”是为观赏性而舞，还是为推出某个“舞蹈明星”而舞，抑或是为了“戏剧性”而舞，这会导引出不同的舞剧结构。如果在观看舞作时，观众不只是因为个别演员高超的技术技巧而热烈鼓掌，也不会再受字幕左右之际，舞剧版的人物形象才可能鲜明起来。相对而言，为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120周年，辽宁歌舞团于年底在保利剧院推出的原创舞剧《梅兰芳》效果不俗。该剧没有琐碎的叙事，却立住了人物。一袭白衫的梅兰芳“真身”与“生旦净丑”的内心视像，以及四位女子“扮相”既相融，又各自独立；而当梅兰芳化身为仙女，翻飞的长袖跃然舞台……他的艺术人生灿烂至鼎盛。在整部舞剧的构思和设计上，京剧的简洁和写意赋予了该剧灵魂，就连日寇也是黑色靠旗装扮的群像所指代。

原创舞剧《梅兰芳》剧照

此次2014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7台舞蹈演出中，中央芭蕾舞团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三台，颇为引人关注。其中包括引进的罗兰椠艏蒄名作《蝙蝠》，中芭和外聘年轻编导带来的《新人新作》，以及迎来了50周年庆典的《红色娘子军》。几部作品代表着中芭建构世界强团“中国梦”的用心：一类是对世界芭蕾名作做出中国的演绎；一类是用民族化的芭蕾语言反映民族情感；一类是用不断更新的芭蕾语言来演绎人类共创、共享、共有的文化资源，或者“全球在地化”的当代中国人的情感、故事和观念。《新人新作》部分舞作出自新春演出季的第五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彰显了80后和90后的年轻艺术家锐意突破自我的才华。上述做法不仅再次凸显中芭已经成为中国最具艺术品格的国家级舞蹈院团，也是开放的中国对世界芭蕾文化的贡献，“多元共生”的中央芭蕾舞团正在践行。

笔者认为，“主旋律”不只是革命历史或改革建设的宏大叙事，还有弘扬真善美的多元共生的艺术表达。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舞蹈舞剧作品光是故事动人、情感真挚、技巧高超、动作混杂、舞美现代是不够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类型的创作尤其关键的是内容和形态的契合，否则就会有生搬硬套、文化错位的嫌疑。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当代舞或民族舞剧的创作上，就连国标舞艺术表演舞也不能随意拼贴。

政府近些年对舞台艺术扶持的力度一点儿都不弱。在财政支持上，国家尤其支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也能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舞台作品。但是，好政策却导引出一种当代中国舞台剧创作的最佳路数，即：“周旋于艺术与政策，周旋于得奖与好看之间”[1]。此种模式难以涌现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家。

从作品数量，或从参与人数来看，中国都是一个舞蹈大国，然而成为舞蹈强国，需要的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舞蹈“文化力”，国家级舞蹈院团无疑承担了重大责任，那么，怎样能彰显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呢？笔者认为，需要有效地进行艺术传播，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创作上如何提升作品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艺术表达，在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上与世界优秀作品对话；二是思考我们的表演艺术如何能跟上传播时代的变革。

 

共享对话

2014年有两台国际性的东方意韵作品引起了业内外不同的思考。分别是十月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云门舞集带来的《松烟》，以及在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上沈伟带来的《声希之夜》。这也是年度两台最受艺术界普遍关注的现代舞演出。虽然不全是艺术家的新作，但因其渗透的不是直面社会的思考，也不是对经典文本的借题发挥，所以给观众带来了不同寻常的体验或考验，完全因人而异。品鉴林怀民作品，需要调动超感性臆想；而沈伟的跨界探索，甚至还需要借助理性思维。

《松烟》

云门舞集的《松烟》（2003）是颇能陶冶性情的作品，延续的是2009年在国家大剧院初遇林怀民“行草三部曲”开篇舞作的灵动。中西贯通的技巧、气韵和声响，造就了林怀民的“身体书法美学”。这部《松烟》已不是身体与书法的临摹互动，而是抽离出着墨者当下心灵自由颤动的轨迹，犹如层次丰富而写意的“松烟墨”。不过，林怀民的《松烟》依循了美国先锋作曲家约翰·凯奇东方色彩的声响，源于“偶发”，舞者却不现场即兴，吐纳呼吸与身体步调皆精妙设计，是一种“限制中的自由”。此与书法美学相通，虽受笔划字形所限，却又透出自由灵动的精神，引人联想。欣赏林怀民的此类作品，需要亲临现场的心灵感悟，因为编舞、跳舞、赏舞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活动，人类学意义上的“气”、艺术境界的“象”与哲学境界的“道”达到了某种契合。当然，此类作品，也会给人带来视觉和感知上的挑战，如果没有“聆听”和“观赏”的主动介入，加之一颗平静到冥想境界的心态，怕是很难“忍受”这一系列作品的。

10月，在世界享有盛誉的跨界编导沈伟携《春之祭》《声希》两部扛鼎之作首度与上海观众见面；11月，又在京推出《声希之夜》。《春之祭》（2003）是沈伟在西方获得广泛艺术认同的作品之一。如果说，《春之祭》诞生后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版本仍侧重于对“春之祭”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祭礼阐释，与诸多向《春之祭》致敬的经典版本不同，沈伟则逾越了人文母题基因所限，在不规则棋盘般的舞台上，大胆去探讨音乐肌理与身体语言的关系，充满了对于东方“禅”学思想的一次理性探寻，解读空间很大。面对它，重要的不是去评判它，而是去阐释它。

北京的演出原本名为“博物馆之夜”，综合了《连接转换》、《静止的移动》、《0-12》、《声希》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经典片段，并重新编排而成，而且是沈伟专门为首都博物馆的环境打造，舞美部门和舞团舞者都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但由于Apec峰会的原因，演出地点临时由国家博物馆调整为国话剧场。博物馆空间变回镜框式剧场空间，意蕴也随之改变。沈伟作品强调完整的创作，要从动作、音乐、布景、服装等全方位观赏。其中，跨文化、跨领域、极富创意的肢体语言构成了沈伟独特的审美。而空间对于他的舞作而言，是一切审美开始的核心。虽然近年他在博物馆空间的作品中都有他多年前作品的影子，跟随“自然身体运动发展”（NaturalBody Development Technique）而来的“用身体作画”的构思也成为其作品的复调，但是审美意蕴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看来，要在华亲临沈伟的实景互动演出，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了。沈伟还处于人生的黄金时代，未来的发展仍是开放的，一切变化可能会“自然”到来吧！

民营舞团的突破

2014年，非营利舞团和营利性舞蹈企业都有了更重要的突破。作为独立现代舞人，王媛媛于2008年创办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如今，第一个五年过去了，舞团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凭借连续创作的12部风格迥异的作品跻身于国际主流艺术平台。5年前，媛媛的团队吸纳了所有前来面试的舞者；5年后，媛媛的团队吸引了中国杰出芭蕾人才的加盟，比如在最新舞剧《夜宴》中扮演哈姆雷特的吴炎就曾是中芭的主要演员和港芭的首席舞者。2014年，王媛媛及其舞团再次应邀参加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AM)剧院“下一波艺术节”。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节之一，以当前世界最佳或最具有前瞻性的近期作品发表为主。巧合的是，在纪念鲁迅逝世78周年期间，舞团在BAM推出了《野草》，这是王媛媛对生存意识的大胆剖析，生命弱小却也不能苟活，为曾经这样的活着而大欢喜。

《野草》剧照

2014年，《云南映象》在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十周年纪念版，与此同时，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舞蹈演艺企业登陆新三板的公司。如今，《云南映象》虽已没有了当年的开创意义和审美突破，但这个作品十年如一日的保持了本真。十年间，杨丽萍如何保持《云南映象》的“原生态”品质和“衍生态”改编的变与不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杨丽萍的作品及其形象逐渐被打造成了精致的大众文化产品，它的意义更在于丰富了我们这个强调“一体多元化”的文化市场，“杨丽萍现象”逐渐发生着由“文化事件”向“娱乐事件”的转型。从市场定位的角度，我更亟待思考的是，《云南映象》进入资本逻辑后对中国舞蹈行业的启示，比如：体制内外舞蹈机构及个人如何进行“市场”定位？市场对政府和舞蹈机构及个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云南印象》纪念版

在杨丽萍及其专业操盘手的整体设计下，十年间，她也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型。杨丽萍的接班人，虾嘎、杨舞、小彩旗等相继浮出台面，而且都具备了独挡一面的魅力。他们之间衔接得自然而然，让观众接受得也自然而然：杨丽萍并未被替代，只是转型了。第一个转型，她完成了作为独舞演员的转型，使自己有了掌控群舞和驾驭一整台作品的能力，成了总编导。第二个转型，更为彻底，她完成了舞者的转型，使自己成为一个团队的灵魂人物：艺术总监。与“活到老、跳到老”，在舞台上真实展现年龄感与沧桑感的现代舞者不同，杨丽萍的舞蹈气质似乎永远属于“少女时代”，“知天命”的她的确缔造了这个神话。第三个转型仍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杨丽萍作为艺术家正在向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价值转型。人的艺术生命毕竟有限，但品牌价值可以是永恒的。

杨丽萍，她一直清楚知道自己要做怎样的艺术，并坚定不移的追求；当年她可以不受体制内赛事规则的约束，如今更希望她和她的投行团队不会受制于商业的资本逻辑。毕竟，艺术不是普通的商品。

剧场：令人敬畏的空间

近年，我国一些民族舞剧相继被推上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等世界一流舞台，这算得上是重大进步。当然，我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的舞剧真正能登上一流的艺术对话平台，比如能否登上林肯中心“艺术节”？而不是把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等开辟为下一个“维也纳金色大厅”。在这方面，民营现代舞团队具有某种“示范性”，在艺术交流的深度方面显得更为“有效”。

去年在北京有两场演出，让人感受到了剧场体验的特别魅力。一次是9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首演五十周年纪念演出，其中包含五代琼花代表、150名芭蕾舞演员、70余名交响乐团演奏员、50名小学生、150名学生合唱团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嘉宾代表共同参演。现场六千名观众无不为一次次的高潮迭起而感动，同时也成为了这历史性时刻的共同组成部分。

如今，《红色娘子军》的复排不再把它当成“样板”，而只当做“剧”，便回到了艺术本来的轨迹。一方面，《红色娘子军》的文化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一部舞剧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应该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也可以视其为艺术，将它置于审美的平台上欣赏、评价与传承。另一方面，它在现实中必须回归作为一部舞剧艺术作品的正常地位，要有人看，才能继续成就“经典”。从观众“没得选”到消费者“主动选”，《红色娘子军》未来的生命力还取决于异时异地共赏。

另一场演出就是《云南映象》在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十周年纪念版演出。当晚我确实没见着什么舞蹈圈朋友，池座楼座满眼都是普通的观众，慕杨丽萍名而来，哪怕就是杨丽萍出个画外音，几句简单的云南方言，都会引起现场掌声。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次特别观剧经历。在上海的一家剧场，演出结束后，除了“超级粉丝献歌”已然让我感动之外，两千多位观众还一同参与了“观众与演员大合影”，现场令每一位“在场者”不仅体验了艺术感染力，还感受到了艺术的尊严与温暖。毕竟之前，我在北京见惯的都只是“领导与演员大合影”。

2014年，也有一次观舞经历让我久久无法释怀。3月，北京仍值春寒料峭，舞蹈家金星携舞团登上保利剧院，上演两台现代舞专场《我和我的细胞在九宫格里HaveFun》与《三位一体》。她却说，她又一次回到20年前起步的地方，由于高昂的场租，或许将是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言谈中传递着尴尬与无奈。

《堂吉诃德》

“男子版”芭蕾舞剧《天鹅湖》

每年，在京沪等地舞台上，都能邂逅国内外一流演出。6月，洛杉矶舞蹈工坊首秀，献舞上海、香港、北京三地，带来了一套精致清透、简约却极富创意的“三合一”作品。11月，全世界最著名的现代芭蕾舞团荷兰舞蹈剧场（NDT）带着五个小作品组成的集锦演出踏上了访华之旅（北京、上海和苏州）。不过，去年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堂吉诃德》和“男子版”芭蕾舞剧《天鹅湖》都只选择在上海的剧场停留。天津大剧院的舞蹈演出也日渐被更多人认知，由于票价优势和独到的眼光，甚至吸引了一拨热爱艺术的北京人坐上了城际列车，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天津观剧文化圈”。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剧场，不只是一个对外出租的场地，而是一个情感充沛、甚至凝聚仪式感的令人敬畏的空间。